秦琼、江欢、金维才：从“示范性”到“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多源流考察

本文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以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变迁为主线，运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1，对2005年以来有关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力图展现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演进历程，分析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特点及变迁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历程的质性分析

我们根据专题、事件、趋势和时期这四条主线，利用质性研究工具Nvivo11，对2005—2019年我国高职院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首先，利用Nvivo11的外部数据导入功能导入所获得的政策文本。其次，建立事件、趋势、时期三个子节点，对所获得的政策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将反映同一主题的政策编码置于同一节点下。最后，对节点进行拆分、整合，形成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等四个专题。

（一）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阶段（2005—2010年）

此阶段的政策专题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为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规范和加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管理，教育部和财政部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出台了两个配套文件。

（二）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阶段（2010—2015年）

此阶段的政策专题是骨干高职院校建设。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校建设”。为贯彻落实精神，扩大示范院校建设范围，2010年国家提出“新增100所左右骨干高职建设院校”。

（三）优质高职院校建设阶段（2015—2018年）

此阶段的政策专题是优质高职院校建设。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2015年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提出“鼓励支持地方建设一批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

（四）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阶段（2019年至今）

此阶段的政策专题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先后印发了“双高计划”的系列文件。目前“双高计划”入选名单已正式公布，2019年启动第一轮建设。

二、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动力的多源流考察

（一）问题源流：内外需求激发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

1.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高职院校不断调整战略发展方向、更新专业设置、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这在不同阶段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目的表达中得到印证。

2.推进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高职教育的主要矛盾随之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高职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的需求与低质量的供给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近年来多所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录取分数线，也折射出人们对高质量高职教育的需求。

（二）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助推高职院校政策变迁

1.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动。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行动是推动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对中央有关教育、职业教育、高职教育的重要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阶段出台的高职院校建设政策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地方政府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各省（市）会根据本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不同省（市）的实践为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变迁贡献了地方经验。

2.学者的研究与建议。通过检索、分析有关高职院校建设的研究文献后发现，学者们关于高职院校建设的研究主题与我国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阶段划分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然而，高职院校建设的研究并不总是滞后于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提出。适当超前的研究为不同阶段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三）政治源流：意识形态引领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

我们选取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分析了政治源流对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影响。

三、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理性思考

（一）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历程呈现连续性，需警惕身份固化

提升质量、服务发展是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两条问题源流。从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来看，这两个问题源流始终贯穿于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文本中，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延续性。同时，政策变迁所带来的身份固化现象也需要警惕。

（二）我国高职院校政策变迁的动力较为单一，需激发主体参与

总体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其中，政治源流引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变迁；中央的政策决定在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部门多是执行上级决定；专家学者也大都在政策出台后才开展某一主题的研究；高职院校在历次政策变迁中更没有发挥主体性作用。随着政策变迁的推进，这一趋势有所好转。不同政策主体的积极参与，有力推动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变迁。但是，在这一变迁中，政府的“外推力”依然远甚于院校自身的“内生力”。如何激发院校的内生动力，成为高职院校建设政策需要破解的难题。

（三）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趋向政策同形，需展现话语特色

政策同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阶段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具有相似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是示范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延续，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建设方式与管理模式相同。二是我国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变迁与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变迁具有相似性。由此，高职院校政策的制定需要体现话语特色。这种话语特色一方面体现在不同阶段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另一方面，这种话语特色体现在与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比较中。

（四）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迁速度过于频密，需重视后期建设

高校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周期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从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施行的时间维度来看，2005—2019年间，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变更过于频密。高职院校建设政策的制定不能简单地以立项建设多少“示范性”或“高水平”高职院校为目标，而应将建设重点放在人才培养上。此外，还要重视过程监管、质量评估，建立淘汰机制，为高职院校建设的全过程提供政策引导。

注：1.本文已经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20年第10期（原文字数：9937）

      2.作者简介：秦琼（1990- ），男，安徽淮北人，江苏开放大学，研究实习员，硕士；江欢（1991- ），女，安徽宁国人，江苏开放大学，研究实习员，硕士；金维才（1963- ），男，安徽无为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